第九章 / 许多事情,是有人相信,才会存在-《看见》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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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贴着他脸的是各个媒体的话筒。

    这张脸是当时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林毅夫,在人民大会堂门前,政协会议还有十分钟就要开幕,他在说:“我的提案是给新农村提供公共产品的问题……”

    围着的记者太多,摄像肯定是被推来搡去,因为晃得很厉害。离得太近了,又是广角,林的脸几乎是变形的。一块看电视的同事端着饭碗乐了:“以前联播可没这样的脸。”

    “新闻联播”的这条新闻还真不短。

    电视里林毅夫正说到:“对农民的房子拆了再建的问题,要听农民自己的声音……”

    办公室大家都围上来,看他怎么说。没人再管他占满了屏幕、摇摇晃晃的脸。

    第四年,我有点不想参加两会报道了,有媒体采访我,“你们今年报道哪十大热点?”

    我问她:“你记得去年的十大吗?能说给我听听吗?”

    她笑:“能记住一两个就不错了。”

    我说:“就像水龙头一样,这十天来了我就把它打开,特别繁华,哗哗流。开完会一拧,滴水不漏,到明年再来一次,跟去年已经没关系了。”媒体倒是越来越热闹了,但都在新闻发布会上比谁的衣服颜色鲜艳,能拦住高官问问题,哪儿人多往哪儿去,管这热闹是什么,生怕自己落下。三八节拍点女代表,平常拍点穿得漂亮的少数民族代表,怎么花哨怎么来。三千多记者一起,大清晨冷风里排成一个大方阵,长枪短炮,还有很多人架着梯子站在上头举着镜头,等着代表委员从车上下来,呼啦啦围上去,一边围一边有同行低声问我:“咱们采访的这人是谁啊?”

    有天下了雨,政协委员都从北门进了,记者没法在这个门停车,只能走路到正门。长安街沿线,一会儿一个,连伞都没有,淋得透湿。

    第二天是雪,早上洗完头没干透,刚出门,发梢上都是冰凌子。这次车停在广场西边,得走过一整个广场到东门,地上全是水。四百米走过去,鞋和裤腿都湿了。等捂干了,又得走回去。

    第三天是风,五六级的风,一冬天也没那么冷过。我学了乖,穿上羽绒服和棉鞋,大围巾裹着脸。回头跟同事说话,嘴都冻得拧一块了,张不开。

    这次广场空空荡荡,连站岗的都找个地方待着了。

    只看见不知哪个台的姑娘,拿着话筒在出现场。她把大衣脱了,没地儿放,夹在腿中间,就穿了一件白色西装,里头一件红衬衣。话筒一看是为两会专门备的,套了红绒。

    “三月的北京……”她刚张嘴,一阵风,话就堵回去了,头发都扑在脸上。

    摄像戴着大帽子,缩在棉袄里,大声喊:“笑一点,重来一遍。”

    我顶着大风哆哆嗦嗦地往前走,看着她努力地用手拂着头发,两腿向内弯夹着棉大衣,满面笑容地说:“三月的北京,春意盎然……”

    汪汪再来找我谈报道方案,我对她们说:“我不想做花架子。”

    她找申勇主任跟我谈。我心想,你居然告我的状。她后来说起早早坐在二楼沙发上等我们的心情:“又怕你到晚了让申勇等,又怕你到早了让你等,又怕冷落了你,又不知道说什么你爱听,又紧张你能不能通过,又紧张你通过了申勇能不能通过……真是难为了我这样的小人物。”

    哼。

    她继续扮可怜,说自己七年前刚进台的时候,“土头土脑,唯唯诺诺,笨手笨脚,又怯又倔,不会讨喜,有的人甚至一见我就忍不住会发火呢。”

    我再生气也笑出来,想起小时候有个伙伴叫小胖,回回破庙打鬼偷鸡蛋,逃跑时都是她倒数第一我倒数第二,有种相依为命之感。

    申勇来了坐我对面,她坐边上另一桌,托着腮,大眼巴巴地看着,我才知道,她找领导是怕我甩手不干了。

    申勇只说了一句话:“今年全部直播。我们要只想做花架子,就不找你了。”

    这一年,我才开始想最简单的问题:代表是谁?代表谁?两会是要干嘛?

    有人说:“开了这么多年会了,还需要问这么简单的问题?”

    我说:“不信咱们问问自己。我是谁?中央台是干嘛的?我们到底要做什么?”十二年前,央视刚开始做两会报道的时候,敬一丹是记者,她跟我说过当时第一反应是:“我们还能问啊?”等她成为政协委员之后才发现,“开会并不像电视上那样整齐划一,会场的争论是非常活跃的”。

    新闻是选择的结果,是人来选择呈现什么。

    两会不光发布政府工作报告。代表是来审议报告的,审议本身是审查评议的意思,必要时提出批评和质询,是人大代表的职责。审议过程中,不同观点的碰撞是很正常的事,谁对政府工作报告的哪一部分提出意见和批评了?为什么?赞成者又是怎么看的?谁的看法更合理?结果会对现实带来什么影响?

    这一年我们没去人民大会堂,也没有临时兴起把代表拉去小学或医院,抓个热点谈——代表的位置在人大分组审议的现场。

    这是个简单的问题,但我用了四年才走到这一步。

    定下此事,演播车开到人大代表团门口候命,才发现一个可怕的问题。同事说:“三月五号开篇这天直播什么啊?代表们都开会去了,二十分钟,采访谁啊?”

    我也发愁,汪汪转过来看着我。

    我说:“谁?……我?你疯了吧,我一个人说?谁要看啊?”

    汪汪日后信里承认她当时像卖保险的:“死乞白赖地和你掰扯,说只能靠你嘚啵了,放心,哪能把你撂那儿呢?说个十分钟就行了。掰扯了几个来回,你突然说:‘其实二十分钟也没关系,我就是算准了时间好准备。’我顿时闹一大红脸,心事被人拆穿的感觉。其实你并没有讽刺我的意思。”

    呵呵,我早想好了怎么报复她。

    直播开始,我说:“请导播切一个会议室画面。”我知道后期导播台上汪汪会面无人色——哪儿有直播前不沟通,临时要求切画面这么玩人的?

    我心里知道她行,汪老师,来吧。

    我等了一秒钟,猜到她已经切到了空无一人的会议室,就用这个画面说开场白:“子路问孔子,您从政的话,第一件事是什么?孔子说,必也正名乎。这句话用现代的话说,就是对权利的界定要有清晰的认定。这些空无一人的桌椅,其实就是宪法赋予代表的知情、参与、表达、监督的权利。”

    播完之后,我遇到申勇,他说:“第一次感到这个空荡荡的会议室这么庄严。”

    节目结束,看到一个人在我博客里留言,说柴静像个“教士”,絮絮不休地说着一些正确但是无人会听的话。是,电视机前的人端着碗就走过去了,我在耳机里甚至听到跟我连线的主持人把话筒关了在闲聊。

    我知道可能没人听。但这事儿就像谈恋爱一样,跟别人没关系,只看自己能不能配得上自己的期望。

    第一天节目完了,晚上十一点,我在咖啡厅对着第二天的文案发呆。汪汪笑眯眯地来观赏了我一会儿,当天日记里写:“她有气无力地和我说:‘第二天可麻烦了,太乱了。’我很薄情寡义地想,这就不关我事了。我一向如此,就她那可怜样老忘不掉。”

    乱,往年只做单独一位代表的议案,现在需要去找到同一议题的不同意见方。编导们更可怜,半夜三更挨个去了解每个代表对问题的看法:“今年我们直播,不需要您念发言稿,您就按您自己的想法那么说,有不同意见也可以随时插话。”

    人家满脸狐疑:“那不就吵起来了么?”

    “是啊,可以的。”

    第二天,浙江一位人大代表叫庄启传,斜靠在栏杆上抽烟,看我们在那儿布线,我过去打个招呼聊两句:“您等会儿的观点是什么?”

    他似笑非笑:“不就是听你们央视的导演么,让演什么演什么。”

    我说:“我们要的是您演您自己。”

    “我敢说你敢播么?”

    “您是人大代表,我们是直播,您只需要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就行了。”

    直播中,代表邱继宝讲他的飞跃集团在政府支持下渡过难关的三点体会,刚说到第二点,就被庄启传打断了:“你的观点我认可,依靠政府解决问题。但是,政府给你的只是思路,不可能把全部问题都解决掉。可能更重要的……”邱继宝大声说:“我不是这个意思!”

    坐在旁边的人大代表周晓光抢进打断:“邱先生的企业在我们浙江,是大企业。但我们浙江还有几十万家小企业。”

    “企业解决问题不能完全依靠政府,如果过多依赖政府,这个企业就没有出息,走不远。”庄启传找个空子还是把话说完了。

    邱继宝本人脸涨得通红:“当然得企业主导,关键是企业要面子还是要金子……”

    原定八分钟的会议直播一直在往后延,居然耳机里没人告诉我什么时候停,汪汪发短信给我:“播出线上沸腾了。”

    会议结束,现场的两位纸媒同行议论,说这下中央台倒霉了:“本来他们要拍邱继宝发言呢,结果变成一场大争论了。”

    我把邱继宝请到直播的镜头面前:“这些反对你的声音都是直播出去的,你会觉得尴尬和不舒服吗?”

    “作为代表,怕尴尬就不要去写建议,你为了把深入的意见建议真正带到两会上形成国家的共识,你肯定要结合实际,不对的跟他争,谁有理,谁就是精英。”他说。

    “争论不是会让意见更分散吗,你为什么说可以达成共识?”

    他说:“只有通过争论才能达成共识,争论是争真理,有理走天下。”

    直播结束,我们进了电梯,邱继宝沉默了一会儿,说了一句:“这也是第一次啊。”

    “什么第一次?”我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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